中国工程院院士、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锁和中国农业大学200多名师生过着一种与大部分高校师生不一样的生活。他们离开北京、离开校园，长久地居住在云南、河北、内蒙古等地的村庄里。去年，在云南大理古生村，张福锁的驻村时间超过了280天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作为一名从陕西农村长大的科学家，40多年来，张福锁看到农业领域科研与生产需求脱节、科技人员与农民脱节、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三个突出问题。他说：“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，大学就成了象牙塔，科技、人才也不能发挥出应有的作用。”

2009年，张福锁和团队在河北省曲周县建立起了第一个科技小院，探索一种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“三位一体”的新模式，推动教书与育人、田间与课堂、理论与实践、科研与推广、创新与服务更紧密地结合。

走在第15个年头，这一点星火已经燎原。

如今，全国已建立1048个科技小院，覆盖31个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，涉及222种农产品，覆盖国民经济农业行业中农林牧渔业的59个产业体系，占比83.1%。2020年以来，科技小院模式7次写入中办、国办与科技部、农业农村部等重要文件。2022年教育部等三部门联合发布《关于支持建设一批科技小院的通知》，支持全国31个省份的68个培养单位建设780个科技小院。同时，科技小院模式也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推介，已推广到老挝和非洲8国。

科技小院缘何诞生、如何发展，又带来了怎样的改变？今年3月，在云南大理，中国教育报记者对张福锁院士进行了采访。

以下，是张福锁院士的口述。

“团队一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，但咱们父老乡亲谁读英文”

科技小院是我们2009年在河北曲周开始尝试的，最初的想法是下去看看我们的研究有没有用。

2008年，我的团队每年能发100多篇英文论文，也就是平均一个人一年有5篇论文发表，这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大。但也是这一年，我想到了一个问题，村里的父老乡亲谁读英文？我们发了这么多文章，只是给国家争了点儿光，但老百姓没用上。我提出，能不能下去，看看怎么把我们的研究用起来。

结果没人愿意去。有人和我说，张老师，我这好不容易才从农村进了北京，这不是又把我“发配”到农村了吗？当时，城镇化速度很快，都在往城里走，我们相当于要逆流而行。后来，我师兄李晓林说，他愿意下去。他是研究微生物的，完全搞的是微观研究，本来应该是做实验室研究的，而且做得也很好，既是全国优秀教师，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。结果他说他愿意下去。李晓林是我们的大师兄，他这么一说，大家都愿意下了。

但是一下去，我们发现跟老百姓的时间凑不上。当时，我们住在实验站里，等吃完早饭8点“上班”时，地里看不见老百姓。我们问他们怎么不下地，老百姓说太阳没出来时才下地，太阳一高就回家了。我们一商量，说干脆住到村里去。

李晓林老师酒精过敏，平时一口酒都不喝。到了村里，书记逗他，说只要把两杯白酒喝了，就把一个院子免费给我们住，结果李老师真的给喝完了。我们就这么住了进去了，这一住发现效果特别好。因为你在老百姓中间了，完全是零距离。老百姓有什么事随时都找你，早上在地里看着叶子被虫子咬了，他就摘一片叶子回来，把我们从被窝里叫起来，问这是怎么回事。晚上没事，他们也跑到院子里聊天。我们那个小院后来成了村里面的活动中心。老百姓说，你们搞科技，把科技带到农家了，就叫科技小院行不行。我说太好了，这太接地气了。我们几个人就一起给科技小院下了个定义，是在农村生产一线的，集科技创新、社会服务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创新平台。

中国90%多的农民都是小农户，我们要了解小农户是怎么种地的，要怎么帮他，所以第一个科技小院建在了曲周。曲周当地都是小农户、小地块，没有规模化的经营。后来，我们把科技小院带到了吉林梨树县，这里就有专职种地的专业农民了，每家地都不小。后来，又到了黑龙江建三江的国营农场，这里规模更大，去地里用腿根本走不了，都得开着拖拉机，机械化程度很高。

这些都是我们第一批1.0版本的科技小院。我们基本就把粮食生产问题都覆盖解决了。14年后回过头看这个事，发现农业规模化经营并不像我们设想的那么快，梨树的合作社到现在仍然是有大有小，建三江的国营农场至今全国也没有几个能模仿建成。

但经过14年的研究，对比这三个地方的种植情况，我们发现，国营农场的产量水平要比一般的小农户高30%，合作社的要低于国营农场，但又比小农户高20%左右。分析这里面的差异，关键在于技术的到位率。

“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，所以知识的传播、实践的示范很重要”

刚到曲周，我们做了个调查，当地9万多个小农户，10项小麦、玉米的生产关键技术到位率只有18%。这背后有缺少机械的原因，但更重要的是农民不了解，知晓率低。也就是有好的技术，但是农民不知道，也用不上。

在14年的实践中，我们发现，对小农户来说，最关键的是技术到位率，对农场企业而言，最关键的是技术的创新。

因此，对科技小院而言，培训工作就很重要，知识的传播、实践的示范就很重要。在曲周，科技小院花了4年的时间，把9万多个农户的技术到位率提高到了50%。尽管这个数字还不是很高，但这9万多个农户在曲周都已经是高产户了，如果技术到位率提高到80%，他们就都是中国最好的农民。

有一年，我们在河北的一个县里做实验推广。我们把“先玉335”这个玉米品种引了进去，带着技术和当地农民一起干。当时这个县的县长是其他单位调来的，对农业不了解，也没有热情。我和他聊这个实验推广很重要，他就和我谈招商引资，把话题带远，不接我的茬儿。我们一直没有说服他。

结果玉米快成熟时，他不知怎么地跑到乡镇去了，在地头，老百姓把他拉住了，掰下玉米棒子和他讲：“我自己的玉米棒子芯很粗、种子短，人家科技小院玉米棒子的芯很细、种子长，产量肯定高。”县长很感动，当场就给我打了电话。第二天，就开了全县的现场会，把农民讲的这个棒子芯粗细的故事又讲了一遍。当时，我们还不知道产量怎么样，但会上就要求每个乡镇要搞一个百亩的示范方，在全县推广。4年后，这个县全县的产量提高了30%，农民因为小麦玉米增收能多赚3亿多元。这个县后来成了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。

事实上，农技推广我们搞了那么多年，为什么搞不好？关键还是能否和老百姓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。科技小院就是这么做的。前几年，我跟北京大学黄季焜教授做过一个研究，如果给老百姓讲两个小时，老百姓只能接受10%的知识，过上一年就忘干净了。如果既给老百姓讲课，还跟着去地里操作，老百姓可以接受百分之四五十的知识。如果跟着老百姓干一个季节，老百姓就全学会了，并且5年以后再去回访，这些老百姓还能与时俱进地把新技术和原来学的技术结合起来，创新性地用在生产体系里面。我们这个文章也发表了，都是定量化的数据。

后来，我们从粮食作物转到经济作物，小院进入服务产业的2.0版本。因为收益高，老百姓、企业的热情很高，很愿意跟着我们学技术。现在科技小院覆盖了59个产业体系，222种农产品品类，你想吃什么我们都有，而且品质都是最好的。从2021年开始，我们在大理的古生村科技小院做的是乡村振兴3.0版。在这儿，我们希望小院不仅带来单方面的技术，还要带动全区域、更多主体参与进来，带来整个区域的人、社会、生产和生活的全面改变。

我经常说，科技小院的核心是“扎下去”。你不下去，一切都等于“0”，下去了以后人就变了，事就能做成。原来你觉得学校学的、做的那些东西没多大用处，但下去以后发现啥都有用，能给农民解决很多问题，农民也很尊重你。我们经常说，师生下去后，农民接受不接受你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下去多长时间，老百姓能请你吃饭，这也是我们衡量小院学生的一个标准。

“一定要让学生吃苦，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”

实际上把学生放到农村后，他们的第一反应是这“烂地方”，怎么在这生活，会想要逃跑，但是他又不能逃。所以斗争之后，学生开始学着克服困难，干很多在家里和学校不会干的事，比如洗衣服、做饭、打扫卫生，还要学着和农民打交道，让农民信任、喜欢，不然你这工作没法干。慢慢地，学生学会了表达，学会了跟人打交道，尤其是训练了自己的吃苦能力和精神。

科技小院的研究生驻扎农村两个月左右，就会发生明显变化，眼睛开始发光了，说话也充满自信。我跟李晓林老师说，这太神奇了，没想到在这么困难的地方，反而教好学生了。从那儿我们总结出，不能给学生太好的条件，一定要让他吃苦，一定要让他了解真实的世界。

农民是高看大学生一眼的，村里面的人一看你是大学生，什么问题都来找你，家里电器坏了也叫你修。我们小院的学生有个规矩，不能和农民说“我不会”，真解决不了的问题也要回复“我给你想办法”，再回来上网查资料或者找老师，最后要拿出一招来。至于这一招管用不管用，那问题都不大，只要你跟农民的互动每次都有反馈，农民就会觉得你真能干、真贴心，至于你解决多少问题，他可能倒不在乎。所以，我们的学生经常受到老乡的鼓励。14年来，还没有出现过来了小院但没转变的学生，最多就是时间长短的问题。

在科技小院，学生也是天天要向老百姓学习的。在科技小院，学生刚下来首先要花20多天做全村调研，家里种什么，多少投入，怎么种的，产量多少，收益多少。这些调研问题能帮你了解农民的技术、家里的情况，更重要的是，等你一户一户地调研后，就能掌握这个村的“能人”是谁，就知道村里谁有威信，谁种地种得好，谁是村里的“村霸”。

有些地方种芒果，但我们很多学生都没见过、没吃过，这怎么指导农民？我们的招也很简单，就让学生跟着20个能干的农民去看、去问，把他们的方法记下来，再一平均，就成了学生自己的做法。然后，学生再对这些做法提几个“为什么”，再加点儿自己学过的知识。最后，这个优化过的方案肯定比这20个“能人”的平均水平更高一步。到第二阶段，学生就可以跟农民“打擂台”了，看谁种得好。第一季赢不了，第二季学生肯定干得比农民好。这就给学生很大的自信了，只一两年就成厉害的把式汉了。

然后，我们要求学生做农民培训，这是小院学生最好的成长方式。我们的学生第一次给村民培训，100页幻灯片只讲了20分钟。最后下来问他讲的啥，学生说不知道，腿都在发抖。这是很正常的。等讲上几次，学生就能把20张幻灯片讲上两个小时，差不多一年多就能完成这个转变。

小院给了我们老师一个思考，那就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在于，我们把什么都给学生弄得很好，连答案都想直接告诉他，结果把锻炼的机会全给弄没了，学生反倒成长不起来。把苗子扔到角落上没怎么照料，结果最后长成参天大树了，反而是天天浇水会把苗子淹死，这就是教育的规律。

有一年香港浸会大学成立了农学专业，招了15个人。他们邀请我做人才培养的经验分享，我就讲了小院的故事。当时，一个老教授就举手了，说：“张教授，我带了一辈子学生，我怎么感觉你的硕士生比我的博士生还厉害。”

后来我想，不是我的硕士生比你的博士生厉害，是我的科技小院这个平台比你的实验室厉害，因为在村里，学生既可以向农民学习，也可以向企业的技术人员学习，还能向老师学习，很快就会是个“万金油”。学生在这里掌握的都是实战经验，是综合知识，不那么单一，能解决问题。

我经常说，在学生悟之前，你给他教的东西都是没用的，灌不进去的。悟了以后，再锻炼的能力是他自己想锻炼的能力，也才是真能力、真本事。小院的学生半年到一年就能悟，这是我们小院最有价值的地方。

“通过小院改变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的方式，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”

小院也改变了我们做科研创新的模式。我们学会了在生产一线、在产业需求里面来做有用的研究。小院做的工作已经在《自然》上发表了几篇文章了，这太不容易了，如果只在实验室是不一定能做出来的。前面我提过，在曲周，我们带着老百姓做了四五年的技术培训，把技术到位率很大提高了，我们把这个实践写成文章发在了《自然》上，被作为全球样板和典型，供大家学习。

现在，我们又要在洱海做一个绿色发展的典型。从全球来看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还要大幅度地发展，但是资源不能再被浪费，环境不能再被污染。中国正处在绿色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如果我们能在农业产量进一步提升的同时，减少了投入、污染，那我们就是全世界绿色发展里最好的样板。中国经验对非洲、东南亚甚至发达国家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。

所以我们的科技创新一定要进入产业，要进入主战场，你在那儿会有用不完的劲儿、会不断地去创新，不像你在实验室里做了半天，自己也不知道有没有突破，然后越做越没信心。在主战场上，生产实践会天天给你提各种问题，并且对于你的任何尝试和突破，它都会激励你、鼓励你。

我们中国在农业增产技术创新这一方面，做得很好，但现在需要把这些创新真正地带到产业里面去，形成一个系统的解决方案，全产业链地推进我们国家农业的发展、推动农民生产主体能力的提升，最终真正地让我们的生产能力成为看家本事，而不是在单方面做得很好或者文章发得很好，结果我们的产业还落后于人家，或者有些关键地方还受制于人，这就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。

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科技小院给我的启示。我很想通过小院改变我们人才培养、科技创新的方式，这是我一个大的理想。

但是，如何评价科技小院的学生和教师是个大问题。开始时，小院学生的开题答辩，老师们给学生的评价都不高，很多人认为没学术价值、没创新性。后来，我们向学校反映，建立起了小院学生自己的评价体系。分开之后，小院学生的表现就非常突出了。现在，学校奖学金、优秀学生评审中，我们小院学生获奖的比例非常高，因为学生既有文章，又有实际工作，还有那么多感人的故事。现在，对学生的评价已经不是问题了。

到了今天，我们还没有解决老师的评价问题。我们也常开玩笑，小院适合50岁以上的老师来做。但其实，小院也有很多的年轻教师，因为现在要“把文章写在大地上”。

过去，我们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太低，追求文章数量是没办法。但不好的是，这养成了一批人想尽办法追求数量，把一篇文章拆成几篇文章发，结果“废了自己的武功”，这对他们自己和国家都是个悲哀。这个车要刹住。现在虽然在改，但是真正让大家知道去做有用的研究、做解决问题的研究、做瞄准产业创新的研究，我觉得还需要时间。我们要加大改革，否则的话，科技发展非常快，但是科技跟产业、农业科研跟农业生产实际、农业人才培养跟产业发展真正的人才需求都存在脱节，这是很严重的问题。

我们的教育急需要改革，所以我这几年搞绿色发展，想做多学科交叉、多跟产业结合，解决我们学生知识单一、不能适应社会的问题。我很想改革我们的科研模式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学校里面读文献、做实验、发文章。但在荷兰瓦格宁根大学，除非科研人员认为自己能获诺贝尔奖，学校才会支持他做理论研究。他们认为，到产业、到生产里面，到有需求的地方去解决一个小问题，这样更有用。

14年来，我觉得科技小院已经探索出了一条科研创新、社会服务、人才培养的新路子。如果再谈更大的理想会很难，会涉及很多体系性的东西，需要很长的时间，但现在我们在小院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儿。（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）

《中国教育报》2023年04月18日第4版

作者：本报记者 梁丹 采访整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