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儿童墓葬出土不多，高规制墓葬更是少之又少。上世纪60年代，德胜门外小西天南角索家坟出土4座墓葬，其中1号墓规制最高，工程考究，陪葬品丰厚。经考证，墓主人是一名年仅7岁的幼女。一名幼女的墓葬为何如此奢华呢？

黑舍里氏墓志拓片

圹志铭抄录如下

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

(相关资料图)

淑女黑舍里氏法名众圣保，皇清光禄大夫、辅政大臣、一等公文忠索公、一品夫人佟佳氏孙女，光禄大夫、太子太傅、户部尚书、保和殿大学士愚菴索公、一品夫人佟氏长女也。生而聪慧，三四岁俨若成人，至性温纯，动与礼合，事祖母、父母孝敬不违，咸谓异日必贵而多福也。岂料迍遭，忽遘疹疾，时淑女犹跪祷神前，愿保稚年以慰抚育至意也，虽古之娴习四教者不能及已。何天不祐，遽尔玉陨。祖母、父母俱痛惜悯悼，不能自已，因择吉壤以妥之。淑女年仅七龄，生于康熙戊申年七月十三日，卒于甲寅年十二月二十七日。今乙卯四月廿一日葬于德胜门外之新阡。

铭曰：煌煌灵芝，淑气所钟，既秀而茁陨霜风；玉折珠沉，魂返莫从，有鹤嘹唳，有树郁葱，千秋永世，常护幽宫。

国子监祭酒沈荃撰文并书丹

候补侍读冯源济篆额

长沙府通判刘源填朱

康熙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立石

首都博物馆藏黑舍里氏墓出土的嘉靖斗彩炉

黑舍里氏墓出土的成化斗彩碗

黑舍里氏墓出土碑形墓志

墓主人乃索尼孙女

1962年7月至8月，北京文物工作队对北京师范大学用地范围内发现的4座清代墓葬进行清理，此地为德胜门外小西天南角，因索尼家族墓地在此而得名索家坟。这座豪华墓葬的主人，正是清初重臣索尼之孙女、索额图之女黑舍里氏，也就是康熙帝皇后的堂妹。

这座墓室离地表4米，南北长1.82米，东西长1.82米，高2.95米，顶为三层拱券，墓门由整块青石打制而成。东、西、北三壁分设壁龛，壁龛底部紧接棺床。北壁壁龛为砖雕仿木建筑样式，两侧抱框前面各有粉彩砖雕仙人立在须弥座上，左男右女，背后上端各有彩云一朵。东西两壁壁龛与北壁壁龛相仿，但抱框前无站立仙人。棺床占墓室的二分之一弱，中央放置一盒，内盛骨灰。南壁正中开甬道，南北起券，甬道中央放置青白石墓志一通，上刻“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”。

立碑刻石是生者对逝者表达敬意的一种纪念礼仪，秦汉时期已蔚然成风。东汉末年，曹操崇尚俭朴，推行薄葬，下禁碑令，后世魏晋至北朝亦循此令。然而，世人追念亡者之情仍然希望有所寄托，于是产生了将刻石埋入墓中的墓志。禁碑令废除后，以墓志代替刻碑的做法继续沿用，墓志的形制也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演进，至北魏时方形墓志遂成定制，此后大行于隋唐，一直延续至明清。墓志分上下两层，上层称“盖”，下层为“底”，盖上刻有标题，为墓主的名讳、官职等，底部刻有墓志铭（圹志铭）。

黑舍里墓志整体呈碑状，高98厘米、宽28厘米、厚9厘米。螭首，额篆“墓志铭”，阴阳两面分别用满汉两种文字记录了墓主人的生平经历和性格特点。碑身下为方形须弥座，并配有副座。整体小巧玲珑，十分精美，现藏于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。

随葬器物珍贵异常

黑舍里氏墓的随葬品非常丰富，墓室东、西、北三面壁龛内共出土文物60余件，有瓷器15件、玉器30件、水晶等2件、金属器8件、墓志1方，包括一些在当时已被称为古物的瓷器、玉器和青铜器等。嘉靖的斗彩炉和成化的葡萄纹杯、斗彩碗，胎釉之细，图案之别致，十分罕见。

小黑舍里7岁亡故，但她的随葬品却如此丰厚，其背后透露的是索尼、索额图在清初政坛上显赫一时的地位和权势。顺治临终时命索尼、鳌拜、苏克萨哈、遏必隆为顾命四大臣。康熙年幼时鳌拜专权，孝庄太后为笼络索尼制约鳌拜，将索尼孙女黑舍里氏（也译赫舍里氏）选为康熙的皇后。黑舍里氏皇后是索尼的第二子噶布喇的女儿，也就是索家坟墓主人小黑舍里氏的堂姐。

索额图为索尼第三子，康熙朝前期深受重用，权倾一时，后参与太子胤礽谋反，事败后被幽禁至死。小黑舍里氏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，生前正值其父索额图权势熏天之际。她从小备受家人的宠爱，但天不假年，年仅7岁却不幸夭折。家人痛断肝肠，为其修建了富丽堂皇的墓葬，并陪葬了贵重的明代官窑斗彩、青花等瓷器和唐宋时代的玉器和铜器。墓志文撰者国子监祭酒沈荃探花出身、翰林院侍读学士，候补侍读冯源济篆书碑额，长沙府通判刘源填朱。这些超规格的丧葬待遇，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索额图家族强大的权势与雄厚的财力，也印证了史籍中记载的索额图居官贪黩之事并非虚言。

东西文化交流的实证

中国是一个开放包容、兼收并蓄的文明体。历史上来自异域的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基督教都曾与中华文明交流交融，互鉴共长。基督教曾四度传入中国，第一次在唐代，称为“景教”；第二次在元代，称为“也里可温教”；第三次是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为标志；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。明末清初天主教派通过耶稣会传入，一方面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，另一方面耶稣会士在华期间的书信往来、新闻报道和汉学著述，也对欧洲当时的思想界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明末利玛窦等人来华传教，他们适应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文化，在实践中开创了“适应性传教策略”，天主教于中国的传播在清朝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。继顺治朝的汤若望等人供职清廷之后，南怀仁、闵明我、徐日升、安多、白晋、张诚、纪理安、马国贤、德理格、郎世宁、戴进贤等传教士相继来到中国，他们深入宫廷，在天文历学、数学、地理学、音乐、绘画、医药学等领域颇有贡献。

走上层路线是清初天主教传教士“适应性传教策略”的内容之一，当时，一部分传教士供职于朝廷，结交满汉亲贵，影响力巨大，不少皇室成员和官员皈依天主教。康熙三年（1664年）,各省有教堂43所,在华传教士35人,到康熙四十年（1701年）,各省天主教堂已达100所,传教士113人,发展速度惊人。康熙一度允许传教士在中国自由传教，先后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不下三百人。

黑舍里氏墓志记载“淑女黑舍里氏法名众圣保”，小黑舍里应当也是一名天主教徒。1689年，《中俄尼布楚条约》签订时，中方的首席谈判代表为索额图和佟国纲，代表团随员中有耶稣会士徐日升和张诚。索额图曾称赞张诚：“非张诚之智谋，则议和不成，必至兵连祸结，而失其和好矣！”中国政府放宽对天主教传教限制，以对徐、张二人在中俄谈判中的贡献作出表彰。两年后，索额图不忘徐、张二人曾经的贡献，劝谏康熙允许西洋传教士在全国公开传教。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，索额图本人对天主教颇有好感，对传教士也十分亲近和信任，因此许可自己的女儿信奉天主教，也在情理之中了。

天花肆虐致使幼女夭折

小黑舍里性格温厚、通晓礼数、孝敬长辈，深得父亲索额图的宠爱，从其墓志记载看，她是因天花夭折的。天花又称“痘疮”“痘疹”，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的急性发疹性疾病。我国最早对天花症状的记载，见于东晋葛洪的《肘后备急方》，隋唐时代已见流行，明清时期达到高峰。顺治是清王朝入关定鼎中原的第一位君主，正值盛年却身染天花。病危之际，顺治派人征求传教士汤若望的意见，汤若望表示考虑到当时对天花尚缺乏有效的治疗手段，建议立皇子中曾出过天花的玄烨为储，而这一建议也与皇太后及亲王们的观点相合。

一方小小的墓志背后有太多的历史信息。索尼、索额图父子二人是清初顺治、康熙两朝的权臣和能臣，家族因为他们走上了巅峰。索额图的政治生涯大起大落，由辅弼重臣成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者，他的家人受牵连，或被杀，或被拘禁，或被流放。索额图在为小女儿陪葬琳琅满目的珍宝时，应该不会想到自己会沦落至连墓地墓碑都没有的地步。

（原标题：索家坟幼女墓为何如此奢华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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